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时，首次明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我国的扶贫攻坚进入精准扶贫时代。三年多来，精准扶贫实践依托“建档立卡”、“五个一批”、“六个精准”，显著提升了扶贫成效。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当前精准扶贫实践面临着三大难题，即各级政府及帮扶对象之间的“道德风险”难题，社会公众与帮扶对象之间扶贫“供需脱节”难题，以及多主体不协同产生的“碎片化扶贫”难题。

若将精准扶贫信息和资源供给看作是一种公共服务，则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区域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可为上述精准扶贫实施难题提供一种破解思路——依托“互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第一，明确政府主导、复合型建设思路。公共服务平台的价值在于更好地协调参与各方之间的责任关系，更好地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优化服务内容的供给方式和服务模式。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旨在使扶贫主体、帮扶对象在政府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第三方机制复合作用下实现供需对接。在精准扶贫公共服务供给平台中，占主导地位的只能是政府供给机制。这不仅与我国现有的扶贫模式一脉相承，而且也是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本身准公共组织属性，以及服务内容的准公共产品属性所决定的。政府主导复合型模式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政府机制的公共权威性，在平台建设以及精准扶贫公共服务的定位、规划、投入、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指导和供给；另一方面又能有效发挥市场供给机制、第三方供给机制的积极效应，克服政府单一供给机制的缺陷。

第二，重点建设克服三大难题的精准扶贫服务板块。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共服务，精准扶贫涉及“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个环节，为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供需脱节”和“碎片化扶贫”三大难题，要重点建设相关服务板块。一是要引入第三方，建设“第三方专业化服务”板块，提供扶贫监管、脱贫评估、扶贫成效评价等专业化服务，克服“道德风险”难题。二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建设“扶贫双边市场”板块，基于双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以及市场机制本身的灵活性，汇集和整合分散的社会扶贫资源，满足分散的个性化扶贫服务需求，提升扶贫匹配效率，克服扶贫“供需脱节”难题。三是着力建设“资源整合转化”板块。一方面，平台汇聚各种扶贫资源，实现有效整合、转化和对接帮扶需求，变“碎片化扶贫”为“系统化扶贫”、“统筹扶贫”，避免扶贫资源的浪费，提高扶贫效率和成效。另一方面，它为多扶贫主体搭建支持协同工作机制，建立开放式平台，协调多扶贫主体参与扶贫行动，有效破解“碎片化扶贫”难题。

第三，积极推进灵活多样的服务形式。一是代理服务形式，即接受政府扶贫主体的委托或购买服务，代其履行扶贫服务供给责任的形式。目前，政府扶贫主体有着双重身份，既是扶贫工作的管理者，又是扶贫服务的供给者。为更好地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政府扶贫主体有必要也完全可能从部分扶贫服务供给中“抽身”出来，让公共服务平台“接手”，以提高扶贫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二是直接服务形式，平台直接面向帮扶对象生产和供给扶贫服务的形式。适用于这种服务形式的既可以是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也可以是私人产品。前者如服务平台通过自己的网站，向所有的帮扶对象发布各级各类扶贫政策、优惠政策、公益社会组织的相关信息、成功扶贫案例的经验介绍和推广等，同时也包括服务平台自身开发的一系列方便帮扶对象向服务平台表达诉求、获取服务平台帮扶信息等互动的终端设备，免费或低价提供给帮扶对象等。后者以接受特定帮扶对象（如贫困村、贫困乡镇）的专项委托和定制合约，提供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和精细化服务等为主。三是间接服务形式，平台通过扮演资源整合、需求汇集的角色，搭建各类子平台，组织、引导和带动非政府扶贫主体，向帮扶对象提供系统化、链条化、差异化和个性化服务，间接满足帮扶对象扶贫服务需求。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武陵山片区新型城镇化与精准扶贫的联动机制和政策研究”（16A2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商学院、武陵山片区扶贫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